最近復雜的疫情形勢和混亂的輿論情況讓之前的關于之前富士康問題的討論暫時淡去。在目前疫情趨勢下，普通勞動者遭遇富士康式的風險可能大大增加了。而如何化解這一風險，不光需要我們對抗和解決疫情問題，也需要社會重新正視勞動勞農群眾的社會地位和權益問題。今天我們借這個話題，聊聊當代工農群眾的問題，以及今后我們將面臨的社會變革。
工農是什么，他們是我們社會的磚石，剝開精美的裝修外立面，里面是支撐大樓結構的磚石。一棟大樓到底穩不穩固，能生長到什么樣的高度，終究要靠這些磚石的支撐，而不是上面精美華麗的裝飾。而這些磚石沉默無聲，又是容易被人所忽視的大多數。
當代工農的處境
在我國的當代政治上，工農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仍然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有著較高的地位。但具體到個體，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大多數勞動人民，尤其是我們普遍認知中的工農群眾。當然，也請大家注意，我用的是認知這個詞，這說明，這不是完全準確的，更多是一種社會輿論的看法。哪怕他們自食其力，努力生活，依舊處于社會評價不佳的地位，幾乎沒有人愿意去這樣一個位置。
其實我們一般人普遍對勞動者是尊重的，但我們又很難否認，社會中有一種對勞動輕視，渴求不勞而獲的強烈氛圍。一般人往往會表現出對勞動者的贊美，這是很真誠的。但自己并不會愿意成為勞動者，尤其是工人和農民，這種過去被認為以體力為主的勞動者，這又是很現實的。
這種情形并不難以理解，市場經濟帶來了人們價值觀的改變。對一個職業，一個人的評價，核心就是對財富的占有。越容易取得收入，事少錢多，那這個職業、階層就越容易獲得人們的向往，稱許。大而言之，就是打著不應仇富的名義，對富豪進行包裝與神化，而類似江西周某那樣的關系戶也以此自豪。當代的工農階層，確實收入前景不高，上升空間有限，甚至被一些人惡意當做襯托自己生活水平的墊腳石，塑造成某種刻板印象。
當前我們的工業化生產，最初是從勞動力密集型開始的。龐大的勞動力人口，既是資源，也是負擔，造成了一種社會上對體力勞動的不珍視，不尊重。三十年前，農民首先進入城市，就面臨一種排擠，打壓，歧視的情形，從盲流到農民工，都不是什么好詞匯。而當他們形成產業工人了主體，也把這種固化印象一直帶到了今天。
當然，這里更不用說，當前階段，我們的工農業生產生活，在很多地方確實是既苦又累。我們還不是一個很富裕的社會，社會財富分配上對一般勞動者也并不友好。資本強勢，重物輕人，一邊抱怨找不到工人，一邊不肯提高工資，把人當做一種廉價消耗品，仍然很多行當是普遍存在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很多家庭的經濟都有了較大改善，過去工農群眾的后代排斥這種生活，家長也不希望他們繼續這種生活。
對這種情形推波助瀾的是我們的社會傳媒，完全進入了一個鍍金時代，脫離了一般工農群眾的生活。我們的影視作品中充斥著虛假的燈紅酒綠，到處是帥哥美女。影視傳媒中，所謂的中產白領生活，成了一種脫離現實的幻夢，卻硬要被指為大眾真實的生活。不斷灌輸給一般人的信息流，往往充斥對財富收入的扭曲夸張。典型的就是網絡上到處是年入百萬，人均985，各種直播造神，天價報酬。這種對財富的失真造神，進一步刺激人們不勞而獲和超前消費的心態。
儲蓄、長期的人生規劃、對生活穩定性的渴求，這些過去我們社會賴以穩定的要素，正在這種信息泡沫中被迅速破滅。當代大量的社會矛盾，正是來自舊傳統社會的瓦解，率先越過底線的人正因為沒有底線而受益。包括傳統的家庭倫理和人際關系都在面臨沖擊。繁重的生活壓力，未來變得渺茫，而今朝有酒今朝醉，得過且過。
短平快，不止是社會信息流的變化，更成為一種日益興起的生活方式。像工農群眾這種靠雙手踏實生活，緩慢積累，沒有多大躍遷希望的典型傳統生活方式，日益受到挑戰。
這些年來，信息繭房越來越厚重，信息碎片化也越來越嚴重，這都對年輕人造成了很不良的影響。信息的兩端都在失真，要么是對財富名利的過度渲染來吸引人，要么是對凡人苦難的過度渲染來吸引人，唯獨對真正，正常的生活，不能客觀的體現?，F實中，那些真實在工廠上班的年輕人，在筋疲力盡之余，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又該怎么判斷認知自己的生活？所以，連工農群眾自己也很容易對自己產生某種悲觀厭棄的情緒，過度放大了自己生活的苦難。
如果我們站在宏觀的角度，當然可以這樣說，這是不合理的。不但不符合社會主義敘事的政治正確，更是在破壞社會生產的根基。沒有工農群眾的付出，就難以維持我們當前規?；霓r業和工業體系。社會上缺乏廉價的農產品，工業消費品，所謂的中產很快就會泡沫破滅，露出無產階級的本質，是難以維持的。
但我們如今相對廉價的工農業產品，離不開廉價勞動力的支撐，所以在社會輿論中，會有意識的把一般工農群眾放在一個較低的位置上。淡化，弱化工農群眾的存在感，劣化，丑化工農群眾的形象，正符合某些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不僅僅是廉價勞動力這么簡單，而是包括了某種政治訴求。這種情況下，當然也很難有人會希望自己成為工農群眾的一員。這是個根本性矛盾。
當代工農的處境正在發生變化
我們直白的說，就是傳統的，我們原本習慣的社會狀態已經不可能維持了。沒有人，沒有階層會在這種環境下，尤其是有選擇的情況下，能安然自處的，改變是必然要發生的。就像我多次說的，傳統農村的小農生產已經走到盡頭了，無論是重新集體化的道路，還是農業資本化的道路，大規模土地流轉集中正在進行，農村農業生產的全面變革已經迫在眉睫。
人口紅利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逐漸消退。不要看現在大學生每年這么多，又有幾個愿意進工廠和農田的？農村老齡化，空心化的情形是普遍的，肉眼可見的。而招工難，用工貴的問題，在疫情前就大規模存在了，這三年來又極大加速了。這不是人的主觀能改變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賺錢的事，要么你給夠補貼，要么你提高收益。
農村農民的變革很可能比城市更快，就像近代中國幾次大變革往往都是來自農村一樣。這是因為許多地方，農村的衰敗已經到了白紙上好作畫的程度。
怎么改善農民的生活，最簡單直接的辦法是提高農產品價格。但較低的農產品價格本身就是一種維持社會穩定，滿足社會幸福度的手段。農產品的價格最終會提高，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但正在進入一個蕭條周期的當前社會是不適合，也難以承受這種代價的。當然，還可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種植更多的經濟作物，擴大農業規?；洜I，說到底，就是提高農業的資本和技術含量。
而隨著這種變化的快速發展，掌握技術的專業農民和農業資本家，會最終取代傳統小農的位置，就不再是我們原來認知的農民。而過去農村扮演了一個緩沖和蓄水池作用，現在要失去了。農業人口會迅速減少，但那些人口會流入工廠擰螺絲，從而維持廉價的工業產品供應嗎？我看并不會是這樣。
現在越來越明顯的趨勢，人們寧可流入第三產業而不是第一和第二產業。比起進廠，送外賣，做店員，擺小攤并不會更糟糕。這種選擇的多樣性，本身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是好事。而哪怕是進廠的人群里，其實打短工，挑三揀四，打工人的不穩定也正在普遍發生。過去那種資本家挑工人的狀態，正在變成工人挑廠子的狀態。而且這種狀態并不會像一些人想的那樣，因為經濟不好，年輕人就捏著鼻子，爭著進廠。就像我們說的，進廠不就是相對穩定的生活嗎？但當代社會生活對穩定性的追求其實在日益下降。
實際上，不久前鄭州富士康的例子就很耐人尋味，這是一個疫情下勞資矛盾被激化的例子。在困難面前，服從與配合資本家，意義不大，鬧一鬧則明顯是好事。富士康就是典型的，資本家把應盡的社會責任推給社會和工人身上。長期以來，這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我們所謂良好市場環境的一環，說到底，就是對資本更寬容。而那些資本家能更無法無天的地方，在產業配套等硬件條件上又遠不如我們。這種軟硬件的綜合優勢，是我們的產業發展，特別是人力密集型產業發展得到了極快的增長。
當前的疫情和防疫政策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如何，我們不多討論，但人人要對自己負責是明確的。特別是工人這樣的一般勞動者，身體健康，就是他們賴以為生的最大本錢。而我們已經進入小康社會，隨著絕對貧困的消滅，社會面選擇的多樣化，要冒著生命危險就為換一口飯，顯然是不可能的。
就像富士康最終的博弈，緊急招募的那批工人，敢在這樣緊張的時刻，多少是有些膽量的。而他們最后就拿到了遣散費了，順利離開了工廠。我們說的直白點，像富士康這樣的大資本，或者說以它為代表的資本家，所爭的從來不是死活的問題，是多賺和少賺的問題。而工人所爭的則確實是死活的問題。
工人是自己健康的責任人，那么企業生存基礎是生產，難道他們不應該是自己生存基礎的責任人嗎？工人為配合防疫如果付出的多余成本，包括出現緊急情況后果斷臨時停工帶來的短期損失，顯然應該由企業去負擔。這不是好心，是疫情時代，企業為自己生存必須接受的成本。
我們可以斷言，企業會少賺，但考慮到目前國內外的勞動力供應條件和硬件配套基礎，留在國內還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擇。經濟困難，不能成為企業轉嫁成本的借口，甚至像富士康一樣，如果最后這個成本靠政府和社會兜底，一時救急是可以理解的，但長此以往，那么這就不合理了。
我們從疫情的短期應對來看，防疫責任和防疫成本，如果還只想著壓在工人為代表的勞動階層身上，那么工人只能選擇一拍兩散，而企業生產是一定會出問題的。包括之前的防疫政策，尤其是一些地方的層層加碼，是不是影響到很多人的生產生活？是存在的。但真正造成影響的，不是在輿論媒體上叫的最厲害的那些。其實是一般的工農群眾，但他們是輿論中無聲的一群人。
問題是出在防疫上嗎？不是，是出在沒有對這些人群進行合理的補償上，同時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始終試圖把成本轉嫁到工人身上，甚至是把管控壓力推到工人身上。這些是工人所無法承受，實際上也無法實現的，也是真正導致生產鏈被破壞的罪魁禍首。
當然，我們從長期來看，工人的社會處境也一定要變化。普通工人這個位置，無論在職業前景還是工作壓力又或者社會評價中，正在失去吸引力。西方的資本家比我們更早面對這個環境，既不肯退讓，技術進步又沒有跟上，最終，也最合理的結果是什么，是去工業化，把工人這個階層瓦解，從本土消滅。
從技術進步的角度說，人力密集型產業最終會被逐漸替代，既有產業上的升級，技術上的進步，也有隨著社會經濟進步不可避免的成本提升。
產業升級，并不意味著工人階層的消亡，只是意味著工人這個階層的升級變化。實際上，產業升級會帶來更多的崗位與選擇。我國當前就業上的困難與收入上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我國產業上的中下游位置是有極大關系的。我們的產業本身就被處于被剝削的地位，那么產業從業者當然也是處于一種被壓抑剝削的地位。這是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的情形。
包括中國發展的不平衡，意味著很大一段時間里，勞動密集型產業依然是存在，同時，它本身作為一個強力的崗位供應者，是必要性的。從這個角度說，對工農群眾來說，怎么加強工人勞動權益的保障，這是一個必須解決，關乎社會主義屬性的基本問題。
當然，經濟的發展，人力成本是一定會提高的，但這個水平應該高到哪里，又該如何提高，是一個受控緩和的過程，還是一個激烈爆發的過程，是一個綜合博弈的過程。把勞動成本壓入地不合理，但高上天也絕對不合適。最終，無論企業也好，工人也好，都應該有一個符合社會主義體制，可控的博弈機制。
說到底，是工人應該成為一個普通職業，地位不高也不低，甚至說藍領應該是一種具有相對吸引力的職業。那么吸引力從哪里來，這就是報酬，門檻，和其他職業比，綜合對比要有一個相對優勢的地方。
工農基本面的合理回歸
對工農群眾，我覺得有一個概念要明顯。就是，我們很多人對工農群眾，特別是當代工農群眾的弱勢地位，實際上是抱有同情的態度。但這個是不必要的，中國的工農群眾需要很多，但不需要同情和贊美。這兩者對他們的實際生活沒有什么改善，反而往往成了消費他們的途徑。
對工農，其實我們應該抱有共情的態度，也就是充分認知到我們自身，絕大多數人，本質上都是工農群眾的一部分。當代工農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被分割孤立出來的。像典型的中產概念，本質上就是對無產階級的一種分離，分割，甚至挑動對立。
實際上，當代社會對工農的不友好，和我們社會的整個意識形態陳舊是有關的。很多人還保持的一種思想，稱做一種貧窮社會的意識形態遺留。就是對人的不尊重，把人的價值置于太低的位置，對社會治理的底線壓得太低。相反，急切于尋求人的變現，很容易把社會治理做成生意。這是我們幾百年來高度內卷的社會，和最近幾十年來對外開發，引入外部資本的極度渴求共同造成的，也是過去落后時代的一種負面遺產。
很多東西，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恰恰是當代到了一個變革的關鍵期。很多東西是不得不變的。我們可以明確的說，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到了一個必然改變的階段。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政府職能的轉型，我們的社會各階層也要適應那種變化，通過合理合規的渠道，正當去爭取自己合理的權利。
在這個過程中，工農群眾作為國家主體的地位是不應該忽視的。實際上，工農的位置，怎么去看待工農，是一個決定社會主義社會性質的根本性問題。工農是人民的主體，必然要從這個發展過程中收益，而不是被當成發展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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